查看详情>> 三天前，去医院做了一个小手术。三年前，胆囊长出好大一块息肉，经不起西医的多次劝说，干脆把胆囊切除了，谁知收口处结茄不正常地大，多出一粒“蚕豆”，不得不再去切一刀。 医学是严谨的，切下来的“蚕豆”，必然要拿去做病理切片，作细胞分析。换个方式说，医生的思维惯性必须看清楚它是否为恶性肿瘤，虽然概率很低。 手术后休息了一天，今天继续踏上工作的征途。我坐在飞机上，也就想啊，如果被告知这是恶性肿瘤，也就是我“被癌症”了，我该怎样思考？ 现在这个世界到处都是“癌威胁”，吃的那么不靠谱，连喝水也危险，还有一刻不能停地呼吸的空气糟糕透顶，加上微波炉、手机辐射之类，任何人都有早早患上癌症的机会。 如果医生告诉我得癌症了，我当然做不到安然领受，我必须承认我会紧张，会受打击，很难微笑对待；但我深入思考后，觉得我也不会遭到过于沉重的打击，我认真地声明并不特别紧张。我可以这样来安慰自己—— 首先，得了癌症比飞机失事、火车出轨及汽车倾覆要好。我一年上百张机票全国各地跑，连续九年了，一生飞行千次以上，没有被千分之一的概率击中，岂不幸运？如果死于空难，连和亲人告别的机会都没有；而被癌症拖走，还能够悠悠地跟朋友们谈这特别的心得。 其次，得了癌症我将认真地深入思考（至少是提前思考）生命、灵魂和信仰。春节期间读《周有光百岁口述》，很为老先生对爱情的炽热和对生命的超然而感动，百岁老人已经练到了“卒然临之而不惊，无故加之而不怒”的境界。幽默人生是一个了不起的高度，对生命的轻松也一定是有高度的。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50来岁就去了，走前跟妻子说，上帝这个时候让我去，一定有它的理由。“好死不如赖活”一定和不相信灵魂、不懂信仰有关。 再次，得了癌症我会努力用好倒计时的这点时间，重新规划剩余的生命，也许我会因此为时间管理作出新的贡献。应该说，我本来就是一个惜时如金的人，极少浪费时间的。到了这个阶段，我绝不往后看，不去悔恨过往的日子什么东东没注意，比如营养啊、习惯啊、运动啊等等。我会坚定地向前看，把余下的日子安排得更有效率，最好能把一年当做别人的两年用。这样，提前走了，也颇为心满意足。 最后，得了癌症将让我把一件事大大地提前了，就是专心教育子女如何看待人生和如何定义人生的意义。人在血气方刚时，很难对生命有深刻的思考，癌症上身，自己的思考就会早早和孩子们深谈。我一定会设法说服他们淡定面对生命的无常，从容地过好他们自己的一生。人生其实不在于长短，更在于一生有无光亮。有人一生沾尽了世间的光，也有人自身就是人世间的发光体。有人活着已经死了，有人死了却依然活着。或许，我就此能对教育事业产生裨益。 飞机上边这么思索着，边拉拉杂杂地书写出来。到此本该结束了。一下飞机，接到医院院长的电话，他愉快地告诉我那个“蚕豆”切片化验的结果，那是结疤的增生，因为疤痕性皮肤，也许是原来的手术留下的缝合线，使得过敏的皮肤伤口结疤过大，切下扔了完事。 我不必去想自己早早被癌症，但我这些思考并非作废了。我必须思考，多数人也都必须思考；多了一些这样的思考，对于理解人生意义是一个帮助。

查看详情>> 据说，毛泽东是从不骂人的，在他口里出来的最恶毒的话就是“你蠢”。又据说，林彪更是随和，话都很少说，有一次路上遇到一位战士，随口问了一句“你是哪个部队的”，连打胜仗而逐渐有些骄狂的战士回答“老子是四野的”，战士接着反问一句“你是哪个部队的”，林彪破天荒地暴粗口“老子是林彪”，事后也并未对那战士怎么样。 而今，很多老板却极为暴躁，动不动就训斥人，甚至出口粗鲁，有时还抡胳膊踢腿。这可不是据说，我接触到的就有三位，都很典型。 有一位H老板是清华出来的，个头很小，体重从未超过一百斤；但他训人骂人时，你会觉得他此时“力拔山兮气盖世”。没有接触之前，我总想，只要不做错事，不可能挨骂的；但是，在H老板面前，被骂的人未必有错，更不用说有大错。我亲眼见到他的司机选择的线路与他内心确认的线路不一致，就被连续骂了足足五分钟，实际司机选择的线路更优，至少不算错。还有一次，手下的部门经理给客人准备好了接待用会议室，陪客人出去参观基地回来的H老板火冒三丈地当客人的面咆哮：“你怎么安排这间会议室，你不知道那间会议室更好吗？”经理平静地回道：“那间会议室办公室主任一时没有找到钥匙。”H老板再次提高嗓门：“我有钥匙啊！” 不用说一个部门经理，坐第二把交椅的H老板骂起来也像骂儿子一样，不，像骂孙子一样。正因为高管都被骂得狗血喷头，喽啰们被骂倒也心平气和了，至少心理上易于自慰。 H老板企业做得很大，大到我都很难说清楚他是做什么行业的，军工、机械、智能建筑、软件、动漫、教育，反正20多年前就是集团了，如今辖内的上市公司听说都有三家。 私下里，我和H老板谈心时有过这么一段：“H总，我觉得你的脾气不好，是设计出来的。”“新鲜。”“H总，你想想，别人提及你，一般不会说你的其它缺点，常常这么说，‘H总什么都好，就是脾气大’。不明真相的人听了，往往觉得脾气不太好是很容易原谅的，不是什么本质的缺陷。你说，是吗？”“呵呵。”挺好的人，怎么就管不住那张嘴？ 另一位L老板是我们江西老乡，是从事农业的。骂人从不留面子，尽管中国人都特别爱面子。从L老板口中出来的话，真的太损了：“你还是博士，都不知道博士文凭怎么混的。”“见过蠢的，没见过你这么蠢的。”“你还搞人力资源，还专家，我劝你还是养猪去，猪你也不会养。” 一直以来的顺风顺水，企业越做越大，事业蒸蒸日上，L老板内心的傲慢和外在的张狂也就日渐突出。开会从来不管是否已经到点下班，甚至不顾下属是否需要用餐。调整下属的岗位，从来不顾忌你个人有什么想法。决策一言堂以及朝令夕改，更是家常便饭。 还有一位X老板，做管材，企业也是大得忘了自己姓什么。这个X老板不仅骂人还体罚下属，而且体罚的方式五花八门：罚你站在外头露天暴晒或淋雨、关在猪圈里“臭”你、放狗咬你，至于做几百个俯卧撑就算挺客气的体罚。 于是，我就纳了闷了，这样的老板还做大了，他怎么可能留得住人呢？ 一般的逻辑判断，我们认为这样的老板不会有人跟随，特别是人才更不可能留住。我也是大惑不解很多年，而今颇为“见多识广”，似乎悟出了一点奥妙。我梳理出管不住一张臭嘴的老板以及他们所控企业的一些共性。 类似于H、L、X几位老板的企业，都不在大都市，吸纳进入企业的人一开始是亲戚、朋友或同学，被说两句也不当回事，水煮青蛙，天长日久，也就习惯了。小地方，工作选择的机会也不多，几次将就一晃也就十年八年过去了，要么懒得动，要么年龄大了动不了。后面来的人，当然很难适应，但文化已经如此，总觉得“那么多人都受得了，偏偏我一个人受不了”。他们的企业即使有分支机构在北京上海，但驻外机构的人“天高皇帝远”，被骂的机会少，也并没有长期在身边的人感受强烈，也就得过且过。 按理说，老板脾气暴，企业会因此增加人力资源成本，天天挨骂总得“多收三五斗”，但我考察发现，整体上这些企业员工平均收入未必高。深入下去，发现只有少数人收入较高或很高，这些少数就是长期被骂出了信任度而且在企业承担重大责任的人，至少是能出业绩的人。其余众生，只是把你当混混。话说回来，把你当混混怎么了，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去。很多企业内的人也说“老板需要的是奴才，不是人才”，但自己还是留下来了，如果你不是奴才，那你就是有特别野心的人才啰。 从民族文化的角度说，我们还得承认自己的一些可怜文化的特征。比如，文化上奴性的存在，不说农业时代对皇权下跪习惯了，多数人对官老爷至今也不能平视。很多人议事时也颇为血气方刚，一旦自己面对屈辱很快被骨子里的奴性占了上风。再比如，实用主义文化，“千事万事，吃饭是大事”，先要过日子，没有过硬的本事，自然先低下头混点工资活下去。时间长了，忘了自己的不满意。抗争是需要有力量的，不想作出太多努力，最终也就没有抗争的意识。还比如，从众的文化心理，马路上一口痰有一个好事者去看个究竟往往引来一堆人围观，“庸”总是在多数处显现。而且这些脾气暴的老板倒也不是记恨的主，甚至在特别重大的人和事面前出奇地冷静和克制。 我无意于煽动这些管不住一张臭嘴的老板手下人“起义”，只是觉得人应该活得有尊严，古人已经做出了榜样“不为五斗米”折腰，今人有必要为三两千元天天吃唾沫星子么？只有站直来，才会发愤图强，才能刺激自己成长，最终也能改造这些不可一世的老板，就能推动社会大众素质的提高。

查看详情>> 爱孩子，那是连母鸡都会做的事；如何教育孩子，则是一件大事。这是高尔基说的。那么，什么是教育？我认为教育的目的是：成为人，发展人。 鲁迅说：我们要肩住黑暗的闸门，把孩子们放到光明里去。康德说：有勇气在一切事物上运用你的理性。卢梭说：让孩子像孩子一样生活。 我们看看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儿子是怎么教育的。答案是：“狠狠”地爱！具体做法是：1964年秋失去丈夫的杰奎琳带着小约翰从华盛顿搬回纽约居住并上学。小约翰11岁时，送到英国德雷克岛“勇敢者营地”去受训，学习驾驶帆船、独木舟，爬山。13岁时，送到缅因州的孤岛上学习独立生活的技能，20天训练中，不给食物，只给 1加仑水、2盒火柴和1本野外求生的书。15岁时，肯尼亚荒野里接受自求生存训练。 所以，美国幼儿园有这样的“家长备忘录”： （1）别溺爱我； （2）别认为向我道歉是没有尊严的事； （3）别让我养成坏习惯； （4）尽量别在人前纠正我的错误； （5）别让我觉得犯了错就是犯了罪； （6）别过度保护我； （7）别太在意我的小病痛； （8）别对我唠叨不休； （9）别轻易对我允诺； （10）别太指望我的诚实； （11）请别在管教原则上前后不一。 要知道，今天这个地球负载着60多亿人，迄今为止地球上共生活过大约1060亿人。你为什么要子女一定要成为塔尖上的人？先让子女成为正常人才是重要的。   现在的问题是：我们的很多家长忘记了成为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。 据说，普汉列诺夫说过一句话，“列宁为了把一半俄国人赶进幸福的社会主义未来中去，竟能杀光另一半俄国人。”我没有查证，也不能认定说得对，但我以此模仿一句话：中国的家长为了让孩子实现父母和家族成龙成凤的愿望，竟然不惜扭曲孩子的身心。 家长们在自己身上的“希望”过期了以后，他们把曾经对自己的“希望”放在了孩子身上。实质上，这是一种标榜着爱的自私。 教训孩子不应该只考第二名，却彻底忘记了自己当年全班倒数第二。 那么多人三十年前发誓成为科学家，如果都实现了中国的科学人才比打工仔还多。 从本质上讲，不存在有问题的孩子，只存在有问题的家长。 你的恐惧越多要求孩子就越多，你眼中小孩的问题也就越多。小孩按天性成长，长大后的智慧和能力将会最大化。 家长需要的只是：发现、保护，偶尔搭把手。 真正的爱并不是你能把自己的命都给他，真正的爱是一种无为。像老天对万有的态度一样，给予你但对你没有要求、没有期待。 要求、期望和负责可能不是一种爱，也许是一种恐惧。   教育孩子只是个借口，自我教育才是真的。当你把自己教育好了，孩子自然会变好。 那么，我们需要教给子女的只有：学会生存、学会合作、学会学习、学会创造。 因为—— 钢琴没有逆境求生重要； 奥数没有做饭洗衣重要； 英语没有传统文化重要； 口才没有品尝孤独重要； 聪明没有借助资源重要； 挣钱没有理解消费重要。   我自己对儿子至少做对了的几件事： 1. 婴儿期半夜不喂奶 2. 发烧不到39度不送医院 3. 从影响外婆开始 4. 没有一啼哭就抱 5. 没有用过摇床 6. 从不主张吃糖 7. 18个月学用筷子 8. 30个月训练用剪刀 9. 3岁前没有看过电视玩过电子游戏 当然，我可以勇敢地跟儿子说：你有权不发展，但无权不成人。你首先必须成为人，成人的标准是：身体和心理二者都健康。   记得奥黛丽•赫本给了她女儿这样的遗言，在结束演讲时送给各位： 若要优美的嘴唇，要讲亲切的话； 若要可爱的眼睛，要看到别人的好处； 若要苗条的身材，把你的食物分给饥饿的人； 若要美丽的头发，让小孩子一天抚摸一次你的头发； 若要优雅的姿态，走路要记住行人不止你一个。

查看详情>> 年轻的时候，我全然不懂如何散步。     二十多岁时血气方刚、精力充沛，迈开步子就一心向前，就算是初恋期难得约上的“轧马路”，也总是一个人独自走到前面去了。回身一看，那人被落下两根电线杆的距离，于是站住，等人家走近。不一会儿，又忘了，再次把别人抛在了身后。人到中年，不再愣头青地往前冲了，方品味到一点散步的韵致。那时住在偏远的小城梅州，那是一个闲散的城市，比成都还优雅。中午两点去饭馆，多半吃不上饭，因为店家要午休了。傍晚到东西两处的山边散步爬山的人多，提水壶、灌山泉水回家泡单枞的人也不少。夏天在水库游完泳，回家的路上，常常顺手在路边的农民手上买下一把空心菜、两条黄瓜，回家简单一做便是一顿清新爽口的晚餐。这种慢吞吞的生活倒也充满趣致。     前些年读到的《浮生六记》，其作者被认为是一生几乎没有什么作为的人，在父亲眼里没出息，在妻子身边难有担当，在朋友圈中常常被骗，在官场职场更是碌碌无为，无可圈点。然而，就是这么一个被“成功者”瞧不上眼的人，却用自己的一生去品味诗情、爱情、友情、山水情，其人生的丰满度不输于同时代的所有达官显贵。及此我才悟出，其实人的一生都是可以用来散步的，虽然我还做不到。     2004年，我回到汽车都只能开到17迈的京城住下之后，便似乎再也没有认真地散步过，成日充斥着出差、工作和应酬，为利而苦，为名所累，我不仅俗，几乎俗不可耐了。熟悉的人寒暄时总说我“一直很忙啊”，听上去似乎是赞赏，然而我自知是批评。因为集中工作，没有周末的概念，就让人觉得一直忙着。妻子说，“如今经济形势不好，很多人都没工作，你能忙，该是很幸福的。”被需要当然是一种幸福，但我并不喜欢一直忙，因为这样下去，人便宛若不停运转的机器，最后连到底为什么忙也想不明白了。人生固然需要起跑、冲刺，但也少不了散步、停驻。     去年，我强迫自己早早地丢开工作，回老家休年假。猛然间从繁忙的工作中抽身出来，不免有几分患得患失。于是，临行前我准备了一些书，打算集中时间对照着读读，除了很火的柴静的《看见》和托克维尔的《旧制度与大革命》，还有简直的《我想陪你去麦加》、孙隆基的《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》、霍根的《科学的终结》等。这样，也算没有枉费难得的度假时光。然而，当我刻意忽略流淌的时间，从书堆中抬首时，我忽然明白，这并非真正懂得了散步，远远算不上。因为，散步应该是不计较目标的，也是绝不给自己考核的。哪怕有一点点计较效率的意思，就不是真的散步了。     散步应该像呼吸，应该是无念的，一着相就少了趣味。“身体似羽毛，有浮动感，但不觉肢体存在。”散步大概也应该是这样，我想。     笔墨流到此处，心底弥散着几分安宁与清明。也许，这也是一种散步——一种码字方式的散步吧！

查看详情>> 一、大陆警察尴尬的现实 昆明恐怖事件第一批抗击持刀凶犯的警察里只有两人配备手枪，民警谢启明打完子弹未能击毙恐怖分子，自己却被砍成重伤。案发10分钟后，4名特警带着一把81式突击步枪赶到现场。恐怖分子15秒内4死1伤，余者逃散。 中国警察的一个弊病，特警是有枪警察，其余警察是无枪警察。实际上特警是用来解决警察解决不了的问题。 枪支只发到派出所所长、副所长一级；派出所把抢全上交到局里。领取枪支花费30分钟是常态，节假日和晚上往往要2个小时。枪支出事后的责任追究机制会一连串追究所长、副局长、局长的责任。大的公安局可以下发枪支达1000支以上。在“连坐”制度下，各地视领导意愿严格管理警察枪支，部分领导管理推向极端。 大陆官方与1998年推出最严格的禁枪政策。许多要案是由武警出面完成抓捕或击毙嫌犯。 公安大学实训部副主任、大陆公关擒拿格斗总教官尹伟在接受《人民公安报》采访时指出：民警不敢用枪、怕用枪的现象很普遍，甚至宁愿逮捕嫌疑犯费事也不愿用枪，这种“因噎废食”行为导致了警察用枪能力的退化。 根据英国对付北爱尔兰共和军、以色列长期对峙各路恐怖组织、1970年代以来欧洲各国镇压右翼恐怖组织以及“911”后美国反恐经一致证明，前期的情报获取对于反恐至关重要。军队派在一线巡逻有成本高、效率低的弊病。 将特警置于一线巡逻的中国大陆式做法。配制精良通讯和交通工具的特警具有高机动性的优势，他们像攥紧的拳头一样在特警中心待命，以逸待劳，随时应付出现在任何地方的危机。 民警大面积配枪后，出现了多起事故：四川警察开放丢枪、河南幼儿园警察走火、云南警察枪支走火导致击毙正与该警察发生撕扯的村民。 发枪后开个动员大会，宣誓一番，他就能用好枪支吗？我们的特色是，有些领导振臂一呼，开个誓师大会，全场人热血沸腾。一问一答：有没有信心——有！这事就搞定了。 警察是一线的执法人员，是靠国家的强制力推行；前些年警察的基本职能已经退化了，把警察变成志愿者、学雷锋小组。   二、射击训练距实战很远 昆明事件，两个警察只要通过都市警察最基本的战术培训，两把手枪带12发子弹，应该足以对付4男1女恐怖分子。 大陆一年能有2次实弹射击已属不易，且耗弹量一次为一个弹夹。在射击训练中，往往由专人负责装弹和退弹，射击者只需要扣扳机。 你可以开枪将‘五四’式手枪中的八发子弹都击中纸把上的十环，但这并不表示您有能力去控制及制服穷凶极恶的犯罪嫌疑人。大陆警察射击训练时只注重精度，不考虑周围周围环境对射击者的干扰。实战中，警察在击中对方的同时，要躲避对方的攻击，避免误伤无辜者，还得克服心理压力导致的生理反应。 世界警察早已流行15米内快速射击，强调近距离射击，出枪快，概略瞄准，计算点数而非环数。一个香港警察每年三次射击训练用弹量大约是190发。台湾普通警察每年训练200-260发手枪子弹，还有一到两次的突击步枪训练共耗弹20-60发。 我们的警察射击训练距离太远没有必要。浙江省调查1983年以来的用枪记录，57个案件里只有1起发生在25米左右，其余都是10米内，67.7%发生在5米内。美国70%以上的警匪枪战发生在10米内。 2000年开始在洛杉矶警察局任职2006年回国的范昕认为，中国警察战术培训还是围绕着特警，这是观念问题。一线的警察拿着轻便武器上去，不求他们解决问题，但至少保护了群众，了解现场情况，清理封锁路口。范对中国警察培训中心培训教官的持枪方法和射击姿势不理解，与警察应该有的战术姿势、战术意识不一致。 中国公安手枪用单腿跪姿，你下跪，就是挨打的局面，没法进行移动。跪姿的唯一好处是进行远射，但警察的手枪不允许远射，会在都市造成许多附带伤亡。中国警察一手握枪一手托在低下，不如单手射击。   三、现有装备仍严重落后 警察战术教管、重庆警察学院战术系教授刘开吉批评大陆现有警用子弹威力小，使武器就得突出致命性。 大陆警察之前一直使用军用的“三大件”——54式、64式、77式手枪。54式手枪技术来自1903年产品的手枪，它采用的是单动射击方式，开第一枪前需要手动扳动击锤后才可以击发；64式手枪威力小，基层警察历来传说，它在冬天打不穿棉大衣；对77式的评价以负面为主，为了追求小体积，造成精度差、直动枪机能能单东击发、反应速度慢、安全性差，在警察的枪套里以外走火多次。 05式左轮是大陆第一款专门为警察射击的枪械（不装备军队）；79式集中出现在广东珠三角的富裕城市特警队里；92式算不错，但拿到国际名枪队伍里排名，会排最后一位。 大陆警察要改变“发什么用什么”的习惯，大陆轻武器厂商要在开放的市场中接受挑战。大陆在轻武器发展上落后于世界，这与观念落后，军工体系的封闭性有关。普遍存在材质软，零件公差大、子弹质量相对差等毛病，出口枪械在美国市场上是廉价品。 中国大陆因缺乏铜储存，用覆铜钢代替铜来制造子弹。以涂漆钢代替覆铜钢。覆铜钢和涂漆钢在加工精度、射击精度、故障率、耐腐蚀性上皆不如铜。 说05式的好处是既可以放实弹又可以放橡皮子弹。这是极端错误的概念。用橡皮子弹要用另一种手枪，枪的形状、制式、颜色都要不一样。紧急时两把枪拿错了，意味着什么？ 在美国电击枪跟手枪放在身体同一侧，让你只有一个选择，2000年后，没有一种手枪是纯粹给机械师设计的，都是特种射手加上机械师。 美国枪轻，中国枪重，我们金属太多，工程塑料不过关。人家弹夹能压20发，我们只能压15发还不能保证正常供弹，因为弹簧不行。人家的枪10米距离5秒内打十发子弹都中十环，我起码要8秒钟，因为92式手枪跳动大，这是设计和加工的问题。 我们的弹药太单一，不同的执法目的要有不同的弹药来保证。要让子弹穿破玻璃或汽车金属再击中目标，或者让子弹击中目标后立即停止，都需要选择特殊弹药。认为有枪有弹能打死人就算是武器。公安部认可这家就这家去做，没有动力动力去提升质量、改进产品，它不思进取还供不应求。 中国的枪套不能做到快速拔枪，要掀开后把手伸进去，枪套也没有保险功能，有人带枪武装越野跑不时用胶布把枪和枪套缠起来，民警佩戴武器装备的腰带也很容易脱落或被人抢走；发达国家的警察快枪套都是开放的，枪是挂锁的，枪套有两三道保险，让你夺你也拿不走，我自己一伸手就可以马上拿出来。